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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一手實錄!錢穎一院長十二屆五次會議答記者問全文(完整版本) 師生話兩會

時間:2017-03-06

       一手實錄   獨家新鮮出爐
 

       一個小時前剛剛結束的十二屆五次會議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清華經管學院院長、清華經管EMBA《中國經濟與金融》授課老師錢穎一教授,與厲以寧、陳錫文 、楊凱生、 常振明4位全國政協委員回答記者提問。錢院長就“平衡經濟穩增長與去杠桿”、“實體經濟降成本問題監督性調研”、“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當前去杠桿的難點和重點”等問題給出答案。
 
錢穎一
 
全國政協第十二屆5次會議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請問錢穎一委員,我們知道,今年中國政府特別強調經濟的穩定,與此同時也將會加大措施減少經濟之中的債務,但是這兩個目標有的時候是沖突的。比如說那些強有力的去杠桿措施,在短期內可能會影響經濟的增長,會影響穩定。因此,請問錢委員,您作為智囊,您如何向中央機構尤其是央行提出建議,如何平衡經濟穩增長與去杠桿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呢?謝謝。
 

       錢穎一
 

       從經濟學上來說,在短期穩增長和去杠桿之間會有一定的張力。昨天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戰略導向,就是穩中有進,所以穩定是第一重要的。同時,去杠桿是“三去一降一補”中的一個環節,但是它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所以在政府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時候,在去杠桿這方面,首先會穩步推進,不會在短期內劇烈的調整。第二,在政府工作報告非常明確的提出了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這兩個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第三,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個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叫積極的就業政策。這個政策對穩增長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電視臺
 
中央電視臺
 
       請問錢委員,我們知道,實體經濟發展主要靠制造業,我們在采訪中發現,成本問題是困擾一些制造型企業轉型升級的難題。去年全國政協就實體經濟降成本問題進行了監督性調研。請問錢委員,調研的結果如何?有沒有發現哪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下一步該如何發力呢?謝謝。
 

       錢穎一
 

       關于降成本,政協在過去一年組織了多次調研,到廣西、重慶做了實地調研,也到其他六個省市做了書面調研,有很多非常詳細的調查結果,全面地從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稅費方面的成本以及各個方面的成本,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調研,也提出了很多具體建議。我在這里想強調一個方面,因為在這之前,關于降成本有了很多報道,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建議。我強調一個方面,除了我們容易看到的生產經營性稅費方面的成本之外,還有一部分對企業運營非常重要的,經濟學中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與合同簽訂、實施以及產權保護相關的成本。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決于價格參數,但是它取決于我們的制度建設、法治建設、政府的各種規章制度等等。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把它叫做制度性交易成本,這是我們非常關注的一個方面,并不是那么明顯,但是可以度量,而且也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
 

       這里面有幾個例子。一是我們對產權保護制度的落實極其關注。去年11月發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以最高形式的文件發布的一個頂層設計,第一次提出,所有產權形式都要全面保護、平等保護、依法保護,并且有很多具體的意見。比如說對以往產生的與產權相關的歷史案件一定要解決,這對企業家們的產權安全預期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個會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比如,特別強調政府在守信踐諾方面一定要守信踐諾,特別指出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對創新經濟的發展是極其重要的,這是降低交易性成本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比如要素市場。要素市場我們關注的是要素的價格,這對企業的生產成本有直接影響,不過要素市場中很重要的要素獲取合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比如說勞動力,不僅僅工資是成本,“五險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勞動合同的簽訂、實施、調整,所有這些都會有很多交易成本。在這方面,勞動力是非常稀缺的資源,如何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我們還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所以在這方面,不僅僅是價格問題,不僅僅是工資問題,也不僅僅是“五險一金”方面的調整,而且跟交易成本很相關,特別是現在工資上漲,這是供求關系的決定,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但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下降,完全可以通過改革、通過制度建設能夠改變的。再比如獲得資本,利率是成本,但是信貸市場的運作、資本市場的運作,這就是制度問題,降低這方面的交易成本,同樣是企業非常渴求的。某種意義上說,融資貴是價值問題,但是融資難就是交易成本的問題。所以在調研中有很多建議,我想強調一條,除了顯現的和價格要素相關的成本之外,我們要非常重要的關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中國青年報
 
中國青年報
 
       請問錢委員,我們之前聽到李克強總理曾經說過,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人口紅利,我們要轉變過去的發展模式,從人口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您既是經濟學家,也在從事高校的相關工作。您覺得中國如何加快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錢穎一
 

       謝謝你的問題。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轉變是必然的,同時也是一種機會。在某種意義上說,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中,供給側的主要推動力就是在于能夠不斷持續的釋放人才紅利。在“十三五”規劃中專門有一章就是講人才發展戰略,確立了人才發展的整體框架,這是有深刻背景的。這個背景就是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2011年開始,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占人口的比例開始下降,2012年開始,勞動力的絕對數目開始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也看到,人口紅利逐漸下降的另一個證據是工資增長速度比較快,在過去幾年都超過了GDP增長速度,這是一個現實。
 

       但是我們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國人才紅利的潛力是非常不得了的。2015年,我們國家高校在校人數是2700萬,現在每年高校本科專科錄取是700多萬。高校的所有在學學生包括在職學生有3600多萬,所有這些數字都是全球最高的。現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40%。有意思的是,這些快速增長是在過去十幾年發生的,因為在1998年時,高校每年招生才100萬。這就意味著在目前階段,我們勞動力中的教育水平還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預計,在未來幾年、十幾年會有非常快速的增加,因為這有一個時間間隔在里面。因此從數量上來講,我們的人才潛力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光有數量還不行,還要有質量,這就對教育質量的要求更高了。
 

       說到人才紅利時往往有一個誤解,通常我們說人才的時候,往往集中于說杰出人才或者拔尖創新人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才不僅僅是杰出人才,在供給側增長的推動力中,人才進入增長有兩個方式:一是人力資本。指的是全社會中的普遍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由于人的創造力而實現的技術進步等等。

       這兩個方面,人力資本也好,全要素生產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動的。從這個觀點來看,人才紅利需要兩方面發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創新人才、人的創造性方面應該大力提高。另一方面,作為全社會,在現有基礎條件下能夠培養大量的、各種層次的有技能的人,這都是人力資本的部分,我們需要在這兩方面加強。說到底,人才紅利要想實現,非常重要的還是教育。這就是為什么教育受到全社會的關注,這是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階段,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的變化所要求的。人才紅利、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很不一樣的方面就是物質資本投入馬上可以見效,但是人力資本不是,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說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明天,它有一個時間的過程,但這更進一步說明,為了實現人才紅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
 
廣州日報
 
廣州日報
 
       我關注到您一直關注去杠桿。我的問題是,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積極穩妥去杠桿,可不少評論認為,我們的去杠桿是穩妥夠了,但是積極還不夠,還要加大力度,進一步加油。您認為當前去杠桿的難點和重點究竟在哪里?謝謝。
 

       錢穎一
 

       華爾街日報的問題和這個問題正好相關,華爾街日報記者的問題是說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去杠桿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補充一點。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很多是來自發達國家,比如說美國,那里的去杠桿,很重要的是消費者杠桿。消費者杠桿里面去的很大、很快的話,確實對需求方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這個問題的由來。政策方面除了積極的宏觀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積極的就業政策,這是指宏觀政策。

       我想補充的一點,就是中國杠桿高的性質與不少發達國家不一樣的,就是我們主要集中在企業。而在企業去杠桿與消費者去杠桿是很大不同。比如企業去杠桿,你可以用的一個工具是債轉股,它可以在去杠桿的同時并不巨大的減低需求,這跟消費者的,比如房屋貸款去杠桿的下降導致需求的減少有著非常重要的不同。在這點上,我們往往看到國外經驗教訓的時候,容易比較直接的類比到中國的企業。剛才楊委員講到的企業去杠桿問題,我想和宏觀穩定問題是直接相關的,我作一下補充。
 

錢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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