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 | 這件事情做不好，企業做大就是做難

時間：2017-04-08

2017年2月27日，萬通集團創始人、御風資本（F&G）董事長馮侖做客格局商學，以“選擇和底線”為切入點，講述他在殘酷的現實和赤裸裸的生活當中邂逅的真相，無論中外，政商關系都是一門必修課。以下為課堂摘錄。

愛講葷段子的馮叔，嚴肅起來真不是蓋的。一個人說對話，不一定會有市場，但是在恰當的時候說，會有市場。今天聊選擇和底線，我覺得正是時候。到2018，改革開放就40年了，民營企業發展中最難的事似乎還沒有完全找到標準答案，這件事就是政商關系。怎么選擇？怎么放棄？有哪些是底線？

政商關系的三個層面

1、企業與制度、法律的關系

比如你在擺攤，城管不讓你擺，你跟制度就發生了最直接的沖突。這是我們能看得見的商業和制度的沖突。

還有很多看不見的。我相信很多企業家并不完全熟悉自己所在行業的法律制度環境，特別是新創業的年輕人。比如很多年前，法律上有一條抽逃資本和虛假出資（前兩年新刑法已經修改了）。就是說，錢從你的甲公司調到你的乙公司，即使股東是一樣的，如果你沒有計利息，沒有交稅，稅務局可以視為你偷稅，這就是制度。

每一個創業者一定要知道，我們跟制度的邊界在哪里。很多時候，大家覺得這事兒空，但當辭退員工在企業門口要求勞動仲裁的時候，你發現這事是真的，這就是你跟制度的關系。

我們跟制度之間有關卡、紅綠燈和警察。不去了解，等于是裸體在槍林彈雨中跑，死了事小，關鍵死了很難看。

2、民營企業跟國有資本的關系

民企跟國有資本的關系分為三類：

平行關系，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
對立關系，有沖突，有矛盾
融合關系，現在叫混合經濟

混合經濟有點像一個中國姑娘嫁給了非洲酋長，文化差距有點大，很多規則不一樣。國有資產除了資本的屬性，還得到很多超經濟的保護。它有先天的合理性、正當性、正確性，而且不可侵犯。民間資本混在一起，就比較辛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選擇，要不要參與混合經濟，怎么混合，是我們政商關系當中的課題。

3、企業與制度、法律的關系

故事每天都會發生，我們看一下成功的案例就會知道，可能觸碰到的底線在哪里？

虞洽卿與蔣介石

虞洽卿是民國時期跟政治人物關系最密切的一個企業家，小名叫阿德叔。他從寧波到上海，在荷蘭人的油漆行里做過學徒，在銀行跑過銷售，后上任為買辦，再后來創辦了企業。當年，蔣介石從日本留洋回來，經人介紹，在虞洽卿家住了三個月，認識了杜月笙、黃金榮。

后來，時局動蕩，虞作為上海寧波商會會長，受大家委托，找已經是委員長的蔣介石討一個清晰的說法。他星夜兼程趕到九江大營見蔣介石，問了幾個問題。

第一，你要聯俄、聯共、輔助工農，我們怎么辦？蔣說這幫窮人靠不住。于是他清楚了，他和這個制度是可以共存的。

第二，你要打倒列強，我們天天跟洋人做生意，怎么辦？蔣說，洋人怎么打得過？就是說蔣不會跟洋人做對，他們可以繼續跟洋人做生意。

第三，如果回到上海，能幫你做點什么？蔣跟他講，你回去告訴杜先生、黃先生，我們不日即可抵達上海，請杜先生、黃先生維持地方秩序，為我們籌集一些經費。

這個政商關系就變成了政治上的利益共同體，經濟上的同盟者，情感上互相依賴。

榮毅仁和鄧小平

建國后，有個榮毅仁。榮先生回到大陸，在每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都和政府站在一起，比如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改造，把錢捐給政府，自己進入公務員系統，成了上海市副市長。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找民營企業家出山，又找了榮先生。榮先生把當時落實政策發還給他的2000萬，又加了幾千萬，都投入中信。他為改革開放做出了大貢獻。最有意思的是，他去世那一天，福布斯宣布榮智健成為那一年的首富。

榮毅仁、虞洽卿是那個時代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家。現在我們跟領導人的關系，要跟這個時代、國家的未來命運形成高度共識，并為此做出自己的最大貢獻。這樣，跟政治家的關系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持久的。總書記講的“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第一是親商、親切、親和；第二是清楚、清爽、清清白白。政商關系境界高的是這樣。

低境界是什么？吃飯、喝酒、給錢，然后折騰，這種跟政治人物的關系最終都會走向反面。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所有人的關系鏈條、是非鏈條都是經常變化的。

企業做大的兩種選擇

把企業做大是創業者、企業家永遠抑制不住的沖動。但如何做大？

跟權力做交易，做大最終會變成做難

以金融為例。有些金融機構的擴張方法非常簡單，就兩個絕招——杠桿收購+連環控股。比如一些保險資金，加了5倍、8倍的杠桿收購上市公司，先收100億的目標企業，然后目標企業再去收下一個300億的公司，連環控股，結果可以無限大。

但是兩層控股以后，實際權益跟你已經越來越遠，哪怕每層50%，兩層以后歸并到最上面的權益不到10%。這種情況下，分紅已經沒有意義了。什么重要？關聯交易重要，操縱市場重要，中間洗錢、掏錢重要，不斷地加抽水機，把利益抽到私人，再抽到某某地方去。

最近監管部門說妖精、吸血鬼，大體上說的是這種。這種手法離不開跟權力的結合。我不贊成這種路子，因為沒有辦法持久做大。只要政商關系扭曲，“大”就變成了難。

完全靠實力在市場中發展，壽命都很長

阿里、騰訊、網易，華為、小米、萬科，也是做大。靠什么？除了完全相信市場，依靠客戶、產品以及好的商業模式之外，我覺得還有三個標準：

我們看企業是不是好企業？第一，一句話是否說得清楚。第二，要看走不走貨。如果某個企業講得特別熱鬧，但任何地方看不見它的產品，這個企業再有錢，都會出事。第三，看企業家下班后跟誰在一起，如果跟公安、銀行、檢察院、紀委天天混，基本上都懸乎。

一個好企業要花10年時間做基本功，好好賣東西，但是賣東西掙的錢，只占你財富的三分之一。第二個三分之一是誰給你的？是時間，是全國人民幫你掙的。比如房地產，你買塊地，十年以后價值翻好幾倍。誰幫你掙的？全國人民給你掙的。這筆財富是你不需要額外付出的，但是這個財富是存在的，比第一個錢要多。第三筆錢更重要，你前兩件事都做對，規模上來，你上市，資本市場給你估值，給你發筆獎金。三筆錢合起來是所謂完全靠市場奮斗的企業家得到的最大獎賞，就變成了巨大的企業。

兩種企業家，區別明顯

政商關系做得干凈、簡單，企業家自由掌控的時間就多。

有趣的是，這兩類企業家的行為模式特別不一樣：完全靠市場的企業家相對高調，因為企業要有品牌影響力，就得跟媒體溝通，跟客戶溝通，在市場上講話。政商關系不正常的企業家都很低調，掙的錢，不能讓人知道，錢去哪了，也不能告訴別人。所以，往往叫神秘大佬。

神秘大佬從不學習，只搞定領導的愛好，幫助領導解決困難；靠市場存在的企業家特別愛學習和分享，不斷自我校正。

苦惱都來自于算計

減是非才能真正快樂

天下事，花時間和金錢最多的就是平是非。

做企業很有意思。金錢乃是非物，商場乃是非地，商人乃是非人，生意乃是非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怎么快樂？只有一個辦法，減少是非。我賺100塊錢，我只惹20塊錢的是非。我拿50塊錢擺平這20塊錢是非，還剩30塊錢，肯定活得很好。千萬別只掙了20塊錢，卻惹了100塊錢的是非。

有什么辦法減少是非？

貫徹正確的價值觀，是非就少。它會讓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賬，看那些看不見的地方，做別人不做的事情。馬云說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個價值觀，讓他一下子看清楚這么大一個市場。

不攻于算計，是非就少。我們一生有三樣事情算不準：算不準掙多少錢；算不準未來的痛苦和快樂；算不準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結束生命。我們的苦惱都來自于算不清，卻天天算。

角色簡單，是非就少。我是和尚，最多偶爾被傳言跟尼姑有事，但你又是書記，又是市長，又是尼姑，又是和尚，一堆角色，復雜不復雜？

現場互動提問

提問：傳統房地產行業如何實現轉型升級？

馮侖：橫向來說，房地產轉型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微轉型，我做住宅，在住宅里做細分，這就是微轉型。第二類，小轉型，不光做住宅，還做一點商用不動產，萬科就是小轉型，由原來單一住宅企業變成城市配套服務商。第三類，大轉型，從房地產轉到別的行業去了，萬達是大轉型，轉得已經認為自己不是房地產，或者說要脫離房地產了。

縱向來說，房地產已經由開發時代進入后開發時代。開發時代是掙三筆錢：土地增值的錢；通貨膨脹、估值、財富虛漲的價值；城鎮化剛需帶來的需求爆發。后開發時代，這些都面臨挑戰，特別是城鎮化以后，剛需得到滿足，二三線城市人口絕對增量在減少，增值已經很慢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這三方面的競爭力：運營能力，品牌價值，資產管理的能力。

提問：您對政府的變化怎么看？

馮侖：最近我沒感覺政府過度地介入企業的微觀經營。幾個月以前，中央深改組和中央文件都專門提出一件事情——產權。政府承諾的事情，在換屆中要延續，不要隨時改變。產權界定，政府誠信，我覺得是政府對我們企業做的最大的兩件事情。

提問：房地產稅可能會開征，對房價的影響您怎么看？

馮侖：房子的價格是由4、5個主要因素決定的。比如住宅，第一，人口的增減；第二，產業的聚集度、就業率和居民收入；第三，城市的未來規劃；第四，政府關于住宅的制度安排；第五，才是稅收、利率，以及遺產制度等因素。

我的建議是，最好根據需要購買。過去10年買房就漲價這種事情，我相信未來不會這么簡單地重復。